我第一次见到他，是在一间极不适合访谈的房间里。
那是家旧出版社腾出来的会议室，墙皮起翘，窗户关不严，十一月的风像在刻意偷听。编辑部说，这位近两年爆红的悬疑小说作者“祁北”，一向不露面，不上节目，不开签售，只通过一只专门的邮箱和外界联系。我们约了三次访谈，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推掉。直到他的新书《最后一章之前》上市，销售部门给了他一份冷冰冰的数据报表，他才同意见一下面。
“就当是为读者做点额外内容。”他在邮件里这样说。
我到得有点早，桌上已经摆好了两杯纸杯咖啡和一只录音笔。编辑说，“祁北”不愿提前透露长相，只让我到时看着门口来的人里，谁像是“说话比较慢”的那一个——这当然称不上线索，但我也确实在一些场合见过说话很快的作家，那种急切有点像在逃跑。
门开的时候，我下意识看了眼时间：14:06，较约定时间晚了一分钟。那个人站在门口，穿一件颜色模糊的呢子大衣，脸瘦得有些过分，眼神却极安静。
“你是……”我刚问出口，又觉得这句是多余的。
“我是。”他点点头，“你可以叫我祁北。”
他坐下的时候，微微皱眉，像是在确认椅子是否承受得住什么重量。或者说，他本人是否承受得住这场谈话。
录音笔亮起红灯，我习惯性地报了时间、地点和对象。那一刻我并不知道，这串简陋的口述，会在他的新书增订版中被几乎原封不动地印进去，只删掉了时间里的年份。
一、从结局开始谈起
我先问他最俗套的问题：
“你相信‘完美结局’吗？”
他笑了一下，那笑容像在人群中拿起一本自己写的书，翻开，又合上。
“你是指故事里的，还是人生里的？”他反问。
“你小说里的结局，总是留一条缝。”我说，“读者以为一切大白，但总有一个细节像没被解释完，你是刻意为之吗？”
“我只是不太相信‘完完全全的真相’。”他说，“尤其是面对读者的时候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读者是一个很可怕的角色。”他轻描淡写地说，“他们见过的凶手太多，猜过的反转太早。你如果给他们一个看上去‘没有缝’的结局，他们会自己撕开一条缝，把你原本没写的东西塞进去。”
“那你怎么办？”
“那就干脆把缝写进去。”他耸耸肩，“我只是提前把他们的工作，做了一部分而已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手指无意识地在纸杯上敲节奏。那是一个很轻的动作，却让我突然想到他新书里一个反复出现的细节：嫌疑人在审讯室里敲桌面的频率，正好对应受害者电脑密码的节拍。
“你知道，”我说，“你这么说的时候——”
“很像是在审讯室里吗？”他替我接了下去，“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。有人形容我的书像漫长的审讯，我不太介意这个比喻。”
“那你写的时候，”我问，“你觉得你是在审讯谁？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读者，也包括我自己。”他说，“有时候，我写一本书，是为了逼自己承认一些事情。”
“比如？”
“比如我可能根本没你以为的那么聪明。”他淡淡地说，“有些‘高明的布局’，我也是写到一半才发现原来可以这么解释，然后装作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”
这是一次访谈里少见的坦白。多数作者宁愿夸大自己的预谋，而不是承认偶然性。我在笔记本上记下“偶然—装作预谋”，在心里给它画了两道下划线。
多年以后，当我第一次读到《最后一章之前》的手稿时，我才发现他这句话并不完全是在自嘲——至少，其中一部分，是某种别有用心的铺垫。
二、写作，像一次对读者的预谋
“你曾经说过，”我翻看准备好的问题，“你写作是为了制造一种‘阅读犯罪现场’的体验。这个比喻挺新鲜的，可以展开说说吗？”
“你有没有这种感受，”他问我，“读完一本推理小说，再翻回第一页的时候，会有一点愧疚？”
我想了想。
“好像有。”我说，“那种感觉像是，你已经知道了所有秘密，再回来，觉得自己在窥视那些不知情的角色。”
“那就是犯罪现场感。”他点点头，“你站在一个时间之上，知道将要发生的惨剧，再去看那些尚未发生前的碎片。你会不自觉地带着‘已知的恶’去重读一切善意，这是很残忍的事情。”
“但读者似乎乐在其中。”
“对，所以我说读者其实很可怕。”他笑了笑，“他们乐于一遍遍重温自己的残忍，只要这一切发生在虚构的世界里。”
“那你呢？你是那个‘造现场的人’吗？”
“我更像是那个布置现场，顺便把自己也困在里面的人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很多读者以为我站在上帝视角，安排所有人的命运。但其实，大部分时候，我只是先决定结局——一个我自己也不愿承认的结局——然后一点点把自己逼到那一步。”
“逼到那一步？”
“你会发现，所有你以为是为了读者的反转，其实很多时候，是作者给自己的封锁路线。”他说，“我写推理，本质上是在防止自己往容易的地方逃。”
“容易的地方，是指？”
“是那些‘一切只是意外’、‘其实他是好人’、‘罪魁祸首另有其人’这种轻易 absolve 角色的解释。”他抬眼看向我，“读者很喜欢这种解释，因为这样他们可以继续相信世界大致是善的。但现实里很多悲剧，就是因为‘稍微坏一点点’而无法赎回。”
“所以你更愿意写‘没那么坏、但也没那么无辜’的人？”
“我更愿意写被自己故事困住的人。”他说，“包括作者。”
这时我并没有察觉，他在这句“包括作者”里，稍稍加重了一下语气。回听录音时，我才发现这个几乎听不出的重音像一个符号，悄无声息地插进了我随后提的所有问题中。
三、角色，会不会讨厌自己的作者？
“你小说里的主角，”我说，“经常是那种被案件反复拷问的人。他们一开始看似理性冷静，后来却露出非常私人的裂缝。你有想过，如果这些角色是真的，他们会不会讨厌你？”
他笑得很轻，像是早就等着这个问题。
“会的。”他说，“我基本可以确定，他们讨厌我。”
“为什么这么确定？”
“因为我总是剥夺他们最喜欢用来解释自己行为的那一套话术。”他解释，“我不让他们用‘童年阴影’来解释一切，不让他们用‘一时冲动’来洗白，也不轻易给他们安排‘为了保护别人’这种高尚动机。”
“那你给他们什么？”
“给他们反复被问‘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’的处境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以及一个永远不会真正给出答案的作者。”
这句话让我有一瞬间的恍惚。我在许多访谈里听作者谈角色，谈到最后，多少会流露一种“他们是我的孩子”的姿态，骄傲而温柔。祁北显然不是。他更像一个冷静的手术医生，承认那是自己的手，却不会装出太多心软。
“那他们有没有反过来，影响你？”我问。
“当然有。”他说，“有时候，一个角色会长成你没有计划过的样子。你本来只想让他出现在第三章，负责提供一个线索。结果写着写着，他开始拥有自己的历史、口癖、习惯，慢慢从边缘往中心挤。”
“那你会让他挤吗？”
“如果他要挤，那就说明原本站在中心的人，可能地基不稳。”他若有所思，“我一般会顺势让他挤进来，然后在后面某一章，安排一个情节，让他为此付出代价。”
“听上去，你对自己的角色有点残忍。”
“你不觉得，创作者如果对角色太温柔，那其实是在对读者残忍吗？”他反问，“因为你把读者留在一个被粉饰过的世界里，甚至不允许他们看见角色的某些真相。”
“可是，读者真的想看见吗？”我问，“他们会不会只是想要一个故事，而不是一场审判？”
“那倒未必是审判。”他摇头，“更多时候，我只是希望他们意识到，自己对故事的参与，比他们以为的要深得多。”
“你是说，读者在阅读里也有责任？”
“当然。”他直视我，“你想啊，你在翻页的每一刻，都在选择相信哪个版本的真相。你选择相信‘他其实没那么坏’，选择忽略某个不太舒服的细节，这些都是决策。本质上，你是和我一起，共谋了这个故事。”
“共谋？”我重复了一遍这个词。
“对。”他说，“你们骂作者‘刀子手’的时候，其实很少有人承认，自己翻页翻得那么快，是心甘情愿的。”
我低头看了一眼录音笔，红灯仍在闪。那一刻我没有意识到，这段对话将来被很多读者用来自嘲，说是“就算知道是共谋，也还愿意被骗一次”。更没人会想到，这段谈话本身，其实也属于另一个更大的“共谋”之中。
四、关于“祁北”这个名字
聊到一半，我忍不住问了一个或许不太礼貌的问题：
“‘祁北’是笔名，对吗？”
“是。”他没犹豫。
“方便透露一点由来吗？总不会是起名软件取出来的？”
“如果我说是呢？”他笑，“你会失望吗？”
“我会怀疑你在给自己制造一个看上去‘没什么故事’的故事。”我说，“你小说里的人，名字往往不太普通，但又不会到特别醒目。像是经过精心校准，不至于让人一眼看出用意，又足够在读完之后回想起来。”
“那是因为，我不希望读者太早把注意力放在名字上。”他说，“名字是标签，如果太花哨，就会变成一种提示。我希望他们先把人当作‘人’，而不是一个符号。”
“那‘祁北’这个符号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”
他想了几秒，像在选择词语，或是在衡量暴露的程度。
“‘祁’这个字，本来是姓。”他说，“我很喜欢它，因为写起来有种‘左右失衡’的感觉，左边是礼，右边是示。像是在提醒我，写故事要在‘礼节性的安慰’和‘残酷的揭示’之间摇晃。”
“那‘北’呢？”
“‘北’是个很有趣的方向。”他说，“很多人说‘迷路了’会说‘南辕北辙’，但很少有人认真去过‘北’那个方向。‘北’有时候不仅是一个方向，也是一种偏离，是一种明知道可能走错，还是要去的地方。”
我突然想到一个挺俗套但忍不住要问的问题：
“你会不会有一天也写一个，叫‘祁北’的角色？”
他抬眼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瞬间我有一种被某种目光“翻页”的错觉——像是我从采访者变成了被采访的人。
“你确定我现在没有吗？”他问。
这句反问让我愣住了几秒。
“你是说，在你已经出版的小说里？”我试着确认。
“或者，”他耸耸肩，“在你正在写的这篇访谈里。”
现场沉默了一小会儿。风从窗缝里灌进来，吹得录音笔旁的纸张微微颤动。那一刻，我本能地在笔记上记下了这句：“你确定我现在没有吗？”当时我只觉得这是个颇有“作家腔”的回答，并没有想太多。
直到几个月后，在出版社寄给我的那本《最后一章之前》样书里，我翻到中段的一个章节标题——《访谈记录：祁北》——才第一次感到一种从纸页里渗出的寒意。
五、访谈，被写进小说之后
在这次访谈之后的几周，祁北给我发来一封很短的邮件：
“感谢你那天的问题。有些问题我之前从没想过，有些是想过但一直没回答。
我在新书里，借给了一个角色一点你的身份。
如果你介意，我可以改掉名字。”
我当时以为他只是出于礼貌，小说里借用了一点采访者角色，并没太在意。直到出版社把新书电子稿发给我，征求我是否愿意在腰封上写一两句推荐语，我才意识到事情远比我想的复杂。
新书的中段，有一章名为《访谈记录：祁北》。那一章的文字，与我录音里这一天的对话，几乎逐句对应——连我中途停顿、重复、追问的习惯都被保留了下来，只是我的名字被替换成了一个不算醒目的女性记者名：“沈祎”。
更让我不安的，是这一章并不是简单的“访谈实录”。在小说的叙事里，这份访谈被发现于一桩命案的现场——死者房间的碎纸篓里，被警察拼凑还原。访谈被当作关键证据，用来推断“祁北”这个作者，是否可能与案情有关。
而在那篇“虚构的访谈”里，“祁北”说过一句极其危险的话：
“有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根本不是在写故事，而是在提前向某个人发出预告。
我写完的那一刻，我就成了第一个读者。
而实际上，第一个被怀疑的人，往往就是第一个读到案情的人。”
我在屏幕前，盯着这几行字看了很久。因为我清楚记得，这句话，他并没有在那天的访谈中说过。
或者说，他没有“出声”说过。
我开始一段一段比对小说里的访谈和我手里的录音，发现一个诡异的事实：小说中那篇“访谈”的前半部分，几乎百分之九十和现实重合——包括我此刻正在写下的那些他谈角色、谈读者残忍、谈“祁北”这个名字由来的段落。而从中段开始，小说里的“我”在提问的方式、语气上，开始发生了些微偏移。
一些我没问出口的问题，被替换成了更尖锐的版本；一些我当时出于顾虑删掉的追问，被补上了；更重要的是，“祁北”的回答，开始变得越来越像在“供述”，而不是“分享”。
在小说的情节里，这份访谈被认定是破案的关键。警方怀疑，这个总爱把“犯罪现场感”挂在嘴边的作者，可能早已参与到现实案件之中。读者则被引导去猜：
这段访谈到底是单纯的“创作访谈”，还是谋杀前的心理排练？
而沉迷于“阅读犯罪现场感”的他们，很自然地，开始一遍遍重读这篇访谈，就像当初我一遍遍回放那段录音，只是目的不同。
我第一次读完那一章时，有一种强烈的不适感——因为我意识到，在读者的视角里，“我”也成了证据的一部分。
六、谁采访了谁？
事情真正开始变得不可思议，是在我第二次与祁北见面的时候。
那是新书上市之后，一个小范围的内部分享会。编辑说，既然书里用了我的访谈，不如再做一次“对谈”，看能不能碰撞出更多内容，顺便给后续宣传剪点视频素材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完全不知道，在读完那本书之后，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不想再见到“祁北”。
但出于职业习惯，我还是去了。
这一次见面地点换成了出版社楼下的一家咖啡馆，灯光比上次柔和许多，也多了几位旁听的同事。我们彼此客套地打过招呼，他仍旧穿一件不显眼的深色外套，只是看上去比上次更瘦了一点。
录音设备换成了更专业的摄像机和枪式麦克，灯光师在一旁调整补光板的角度。我对这些不陌生，但那天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：在正式录之前，摄影师为了对焦，让我们各自举起了一下手——那一瞬间，我看到他手背上有一条不太明显的旧疤，是那种早已愈合却留下颜色差异的伤痕。
而在他的小说《最后一章之前》第三章里，死者手背上，也有一条来历不明的旧疤，形容几乎一模一样。
灯光到位后，他先是被编辑问了一些常规问题：销量、读者反馈、是否考虑影视化改编等等。等轮到我接棒提问时，我忍不住直接问：
“你在小说里，把我们的那次访谈写进去了。你觉得那还是‘同一次访谈’吗？”
他看着我，微微一笑。
“你觉得呢？”他反问。
“我觉得那更像是——”我想了想，“一场你对读者的‘审讯排演’。”
他没有否认。
“你是不是很早就决定，要写一章这样的访谈？”我问，“还是说，看到了我们那天录下来的材料之后，才起了念头？”
“你希望是哪一种？”他把问题抛了回来，“哪一种会让你觉得自己更安全？”
我被这个反问噎了一下。
“对你来说，有区别吗？”我反问。
“其实没有。”他平静地说，“因为不管是先有访谈，还是先有小说，在读者的阅读顺序里，他们只会看见一个成品。他们会忘记真实发生的那一段，就像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其实也多少遗忘了，那天我们原本是要来谈你——而不是我。”
“谈我？”我愣了一下。
他偏了偏头，看向摄像机的方向。
“你还记得吗？”他语气很轻，“第一天见面的时候，是你先说，那篇稿子里希望少写一点你自己，多写一点‘故事’，所以你把很多关于你如何进入记者行业、如何看待职业伦理的部分都删掉了，只保留了和小说直接相关的。”
我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因为他说得没错。第一次访谈的初稿里，我写过几段关于自己为什么会选择做文化记者的缘由，写过自己如何在一宗真实案件的现场，第一次感到“叙述的力量可能会伤人”；也写过自己为什么会偏爱悬疑小说——因为那是一种在安全距离内，重新触碰现实暴力的方式。
而在交稿前，我几乎把所有和“我”有关的内容都删掉了，只留下了围绕“祁北”的部分。编辑也没多说什么，只夸了一句“焦点很集中”。
“你说过，你不希望读者在读那篇访谈时，看到太多你的影子。”他继续说，“你觉得那样会‘抢镜’。”
我隐约明白他要说什么，却不太愿意顺着想下去。
“所以，我就帮你完成了这件事。”他笑了笑，“在小说里，我把那个采访者的名字换了，性别换了，工作背景换了，连她为什么对犯罪叙事感兴趣，都给了一个和你不太一样的理由。”
“你这是在——替我虚构了一个更适合出现在故事里的版本？”我问。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他说，“你看，你原来担心自己抢了作品的焦点，现在读者看见的是一个叫‘沈祎’的记者，她在书里承担着推动案情、提出关键问题、甚至可能被怀疑的角色。而真正的你，就退到了故事之外，你安全多了。”
“可你有没有想过，”我压着声音问，“当你把这场访谈写进小说的时候，我也不再只是一个在场的人，而成了某种‘证词’的一部分。读者在读那一章的时候，难道不会有一瞬间，把现实中的我和角色混在一起？”
“那不刚好说明，”他微笑，“读者也被拉进来了么？”
我们对视了一会儿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场“二次访谈”本身，也正在被某种叙述框架包裹起来——灯光、摄影机、准备好的问题单、剪辑师日后会删掉的停顿与口误……所有的一切，不过是另一个“待重构的现场”。
“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把一切都写进故事？”我问，“包括采访者、读者、你自己。”
“因为这样的话，”他轻声说，“我就不必只做那个被指认的作者，可以顺便做几个别的角色。”
“比如？”
“比如目击者。”他看着我，“比如嫌疑人。”
“再比如？”
他沉默了一下，像是在衡量该不该说出口，或者其实早就写好了台词。
“比如，”他慢慢说，“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名字。”
“你是说——”
“‘祁北’当然是一个角色。”他打断我，“只是多数人误会了，以为只有小说里的才算。”
七、真实身份，或者说：谁先开口，谁就输了
在那之后的一些日子里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看上去很无聊却挥之不去的问题：
如果一个作者，在自己的小说里以角色的身份出现，那么，究竟是作者借用了角色的壳，还是角色借用了作者的壳？
这个问题在遇到祁北之前，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写书评时偶尔玩的概念游戏：村上春树可以在小说里写一个“作家A”；保罗·奥斯特可以写一个叫“保罗·奥斯特”的角色；博尔赫斯可以在故事里遇见年轻时的自己。这都无伤大雅，最多构成一点元叙事的趣味而已。
但祁北的做法，似乎有点不一样。
他没有直接把一个叫“祁北”的人写成小说角色，而是把“祁北”这个作者，放进小说世界的证据链里——通过一本书、一场访谈、几封邮件，慢慢让他变成案情的一部分。换句话说，他并不是简单地“客串”自己的书，而是把作者身份本身当成了一个可疑的叙述视角。
这让我开始重新听那段最初的录音。
在反复回放中，我注意到一个此前被我忽略的细节：在访谈一开始，当我问他为什么总把“缝隙”留在结局时，他说了一句听起来很轻的话：
“我只是不太相信‘完完全全的真相’，尤其是面对读者的时候。”
我当时以为，他只是指不愿意说太多创作细节，保留一点神秘感。现在回头想，这句话的对象或许并没有那么单一。
“读者”这个词，在他的语境里，到底指的是谁？
是拿着书翻页的人？是采访他的记者？是出版方的编辑？还是另一个更远处的、尚未被点名的对象？
在《最后一章之前》的结尾，案子被“临时性地”告一段落——凶手似乎被锁定，动机看起来也说得过去。但在最后一节里，作者安排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场景：一个读者在深夜写了一封邮件，发给“祁北”的公开邮箱，邮件内容只有一句话：
“你写的那场访谈，我也在场。”
小说到这里戛然而止。读者在社交网络上疯狂讨论：
这封邮件是谁发的？
是书里的某个角色？是凶手？是受害者的亲属？
还是那个被写进小说里的记者？
抑或，根本就是现实中的某个“我们”？
而我坐在屏幕前，盯着那句话，突然意识到一件更诡异的事：
我从来没有见过“祁北”的身份证。
我们所有的联系，都通过那只邮箱完成；出版社给他打的稿费，也是通过一个没有真实姓名信息的账户转出；合同上的签名，是一串看不太出笔画的潦草线条——当然，这在出版圈并不罕见，有不少作者照样隐藏身份写了十几年。
但在读完那本书之后，这些原本合理的“隐身术”，忽然开始变得值得怀疑：
——如果“祁北”不是他的本名，那么是谁的？
——如果“祁北”在小说里只是一个角色，现实里也只是一个角色呢？
——有没有可能，我见到的那个人，本身就是某个故事里的“代行者”，一个被推到台前来，与我们进行这场访谈的“替身”？
这些问题听上去荒唐，甚至有点阴谋论气质。我本可以把它们全部归类为“职业病”，或者说“被小说骗得太深的后遗症”。但有一天，我尝试给他发一封略带私人性质的邮件——问问他是否考虑举办一次小型读者见面会，顺便提了两句自己对新书结尾的看法——那只邮箱却提示我：收件人地址不存在。
我以为是键入错误，去翻旧邮件想复制一遍地址，却发现所有来自“祁北”的邮件里，发件人一栏只剩下一个灰色的问号，内容仍在，但源头似乎被从某个系统里抹去了。
我联系了编辑，编辑说他也刚发现类似情况，最近准备和技术部门确认。但在那之前，他给我看了一段聊天记录，是几个月前“祁北”发给他的最后一条消息：
“新书之后，我可能不会再写推理了。
故事已经写完，角色也该下场了。
至于作者——他原来也只是一个角色而已。”
“你觉得，他是在开玩笑吗？”编辑问我。
我无法回答。
八、创作者，如何看待自己的“消失”？
从那以后，“祁北”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没有新书消息，没有社交媒体更新，没有公开露面。
对于市场来说，这够制造出一阵可观的“神秘失踪”话题。但对我这个和他有过几次直接接触的人来说，这种消失更像是一个迟到的反转——一个在读完小说之后，才缓慢延伸到现实中的尾声。
我开始回想那两次访谈他对“创作者身份”的种种说法，尤其是一句话：
“写推理，本质上是在防止自己往容易的地方逃。”
在传统的理解里，创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态度，大多会围绕以下问题展开：
——我想表达什么？
——我希望读者如何理解？
——我和角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
而在祁北这里，这几个问题似乎被反复拆解、折叠，最后变成了一个更难缠的命题：
——当我以“作者”之名出现的时候，我到底是在保护谁？又在出卖谁？
在访谈中，他曾说过，他对角色的“残忍”，其实是为了对读者诚实——不轻易给出粉饰性的解释，不主动帮角色洗白。可是，当我们把这个逻辑套回到他自己身上，会得出一个更刺耳的结论：
如果“祁北”这个名字既是作者，也是角色，那么他在书中对“祁北”的书写，就同时构成了对“作者自我形象”的拆解。换句话说，他不仅在拆解角色，也在主动拆解“作者”这一职业身上最方便使用的那层保护膜——权威感、距离感、控制叙事的特权。
这也许能解释，为什么他愿意把一整章“访谈”写进小说，而且不介意暴露许多创作过程的“机密”。
因为在他看来，“控制解释权”本身，就是一种需要被怀疑的权力。
一旦读者相信“只要知道作者怎么想的，就能破解作品”，那么作者就变成了叙事世界里唯一可信的证人。而祁北显然不愿意扮演这个角色——他宁愿让作者也成为“嫌疑人之一”。
这是一种极其激进的创作立场：
他放弃了许多作者视若珍宝的话语优势，宁愿把自己拉进故事里接受审问。
某种意义上，他对自己比对任何角色都更“残忍”。
九、读者，究竟站在第几重现场？
还有一个在访谈之外反复萦绕的问题，是读者的位置。
在传统叙事模式里，读者被默认站在故事之外，是一个安全的旁观者。他们有权决定读不读、读到哪里停下、如何解读；他们承担的“风险”，最多是情绪上的——被结局击中、被角色安慰、被反转惊到。
但从祁北设计“访谈章节”那一刻起，读者似乎被轻微推了一下，站位发生了变化。
他先是让读者读到一篇看上去“真实”的访谈，建立一种“我在阅读一份现实世界的资料”的错觉；接着，他在小说中暗示这份访谈可能是案件证据；再然后，他在结尾安排那封“我也在场”的邮件，把读者从旁观者位置推向“可能的在场人”。
——于是，读者不再只是看案情的人，而是不得不怀疑：自己，会不会也在某个叙述版本中被写进故事？
更进一步，当他们知道这篇小说里的访谈，是基于现实中的一次真实访谈改写的，那个“在场”感又多了一层：
现实中的我，在采访他；小说中的“我”，在被他写；而屏幕前的读者，在阅读我写下这篇被访谈包裹的访谈——
每一个人，都在别人的叙述里，被当作“角色”。
这也是我后来越来越强烈的一种感受：
在祁北的世界里，很少有人真正在“作品之外”。
作者不在，编辑不在，记者不在，读者也不在。
每个人都被拉进某种叙述构造里，成为某种“证词”、“证人”或“证物”。
这听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叙事诡计：
他用一部悬疑小说，把所有与之相关的人——哪怕只是读过、谈论过、转述过它的人——都轻轻地推入了故事之中。
而这一切，似乎又都指向那个看似轻描淡写的决定：
——用“祁北”这个名字写书，以“祁北”的身份接受访谈，再把“祁北”写进小说。
十、写在“最后一章之前”
写到这里，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情：
严格来说，这篇文章本身，也逃不开那个诡计。
你此刻读到的，是一篇关于悬疑小说作者的访谈稿——它看上去记录了两次会面、若干封邮件，一些围绕创作、角色、读者的讨论，以及一个逐渐暴露出来的事实：
——这位作者，其实早已将“自己”写进小说，甚至将我们这些与他有关的人，一一纳入叙述的版图之中。
从传统报道角度看，这篇稿子完成了任务：
它提供了足够的细节，让你对“祁北”这个人有了更复杂的印象；
它也抛出了若干开放式的问题，让你有兴趣回头去读那本《最后一章之前》，或者至少在某个平台上搜一搜相关讨论。
但如果我们再往前走一步，会发现另一个更难以忽略的事实：
——你对“祁北”的所有了解，都来自一段“叙述”。
这段叙述由我提供，由你的阅读完成；
它声称记录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作者，和他的作品、他的态度、他的消失。
我们在这里谈论的“真实身份”，其实从未离开过语言的框架。
而如果我们相信祁北曾经说过的那句话——
“故事已经写完，角色也该下场了。
至于作者——他原来也只是一个角色而已。”
——那么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一个略显刺耳的可能性：
在这整篇访谈里，“真实的那一个”，也许从来没有出现过。
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名字，一个声音，一个在录音里、在纸面上、在书页中反复被唤起的影子。
他自称是作者，也被他人当作作者；
他谈作品，谈角色，谈读者，谈创作者的责任与残忍；
他把自己的“存在”当作一种叙事工具，任意地出入虚构与现实的边界。
可是，你我对他的“认识”，无非来自几层包装好的文本。
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，
当我们说“他其实是小说里的一个角色”时，
这句话究竟是在揭露一个诡计，
还是在补上一个早就该承认的常识？
——每一个被写下名字的人，每一个说出话的人，
只要被叙述，就已经是角色了。
包括他。
包括我。
也包括，此刻正在读完这篇文章、准备翻到下一页的你。
而这篇文章，就像他那本书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：
我们现在所在的，大概也不过是最后一章之前。
真正的结局，从来不在页面之内。
它更可能发生在你合上页面之后——在你决定是否，
把这场访谈，当成一次单纯的阅读经历，
还是当成一个你亲自参与的犯罪现场。
你看，故事到这里，缝隙已经留好了。
至于要不要往里塞进别的东西，就不再是作者，
而是——读者的选择了。